“我现在只能在北京守着中发投资担保公司(下称：中发担保)的门口，等他们的人出现。”3月28日，来自深圳的投资者邓成(化名)无奈地向记者表示，这是今年他第三次赶到北京，希望讨回500万元的理财资金。
2012年1月18日，邓成通过在A银行深圳分行某支行原副行长杨文武(化名)推荐下，认购一款名为“中鼎迅捷股权投资计划”高收益有限合伙理财产品。然而，就在2012年底，中鼎系列四期理财产品被曝出涉嫌欺诈，除邓成外，某股份制银行上海分行众多投资者的资金也被卷入其中。
与上海投资者拿回本金相比，邓成讨债之路颇为曲折。他多次赶赴北京，找到担保方中发担保协商，希望担保公司同样收购其所持有理财产品份额，被对方以“找银行解决”为由拒绝。
A银行深圳分行向本报回应称，已经免去杨文武的支行副行长职务，并且邓成在该银行购买过理财产品三十多次，熟悉产品的销售过程与手续。同时知晓上述产品并非该银行的代理产品以及投资风险，因此这件事是个人行为，与银行没有关联。
收益13%的诱惑
杨文武是这件事的第一位核心关键人物。
早在2007年前后，邓成就与杨文武结识，当时杨正在该银行深圳分行另一家支行担任客户经理。他也经常通过短信等方式，向邓推荐基金、银行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等，双方业务合作关系不错。
因此在2011年，当杨文武被提升为深圳龙岗区的该银行某支行副行长时，老客户邓成的部分资金也跟着转到该支行，并在杨的建议下继续购买基金、短期理财产品等。该银行方面证实，邓前后共购买过产品三十多次，每次都签署产品说明书、认/申购委托书等，因此熟悉产品销售过程。
据邓回忆，当时的理财产品收益一般，基本在4%-5%左右，另外基金产品后来还有一定亏损。“当时我们也不怪他，基金亏损是由市场波动造成。”邓向记者说。
转眼到了2012年1月初，邓成万万料想不到，自己的投资理财在此刻会被改变。当时，他购买的一款理财产品即将到期，很快将有400万元资金闲置。不久，杨文武就联系他，告知有一款保本保利的高收益理财产品即将结束募集，并且声称这些理财资金将投入到4S店实体，还有实力强的担保公司对本金、利息安全进行担保。
记者看到，这款名为“中鼎迅捷股权投资计划”的普通合伙人或资产管理人是通商国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通商国银)，认购起点是50万元。
产品总规模为6000万元-6500万元，其中普通合伙人通商国银资产管理公司认购1500万元，其余的投资者认购4500万元-5000万元。用于向河南省奥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奥鑫汽车)进行股权投资。
在风险控制方面，则有三道关口：首先通商国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其次奥鑫汽车的法定代表人石浩对本金和收益进行担保;最后中发投资担保确保投资的安全退出。
事实上，这款产品是属于通商国银发行的北京中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入伙计划四期的第三期。据报道这4款产品共售出1.19亿元，其中通过某股份制银行员工推荐购买的上海投资者占大部分。
收益率颇为诱人，认购超过300万元将达13%。对于如此高收益，邓成称，他当时也有过疑问，但很快被这位副行长打消顾虑，“该产品是专门向VIP客户发售，并且资金门槛比较高。”
基于双方在以往合作中积累的信任，邓成认为，既然担保公司实力比较强，即使项目运作不佳，本金和收益还有保证。因此，他还特意向身边一位朋友介绍这款“高收益、保本保利”理财产品，最后该朋友和其他人也东拼西凑了100万元委托给他一齐认购。
不过，与邓成的上述说法有所不同，该银行向本报表示，“调查后了解到，是在邓要求高收益产品的情况下，杨文武私下向其介绍这款产品，并且杨介绍时已再三提示其非该银行代理销售的产品，要求邓考虑清楚风险之后再购买。”
最终，在2012年1月18日，邓成前往杨的办公室签下与通商国银的认购合同，然后在到柜台打款转账。一个星期后，他就收到了该产品正式入伙协议、担保函，整个流程一切正常。
不过，对13%收益率充满期待的邓成却没有料到，此刻他的一只脚已经开始被卷入这场通过银行员工飞单私售高风险理财产品的漩涡当中。
预感风险贴近
转眼到2012年底，邓成的期待开始被接踵而至的坏消息浇灭。在11月中旬，杨找到他，要求拿一份该产品入伙协议书、担保函复印件。当时邓成开始心生疑惑，直问是否该产品存在风险，得到答复却是“一切正常，无须担心”。此后，邓再也没将此事放在心上。
过了一个多月，就在12月31日中午，邓成却突然接到杨的电话，称有些事情要向其汇报，并约了当天吃晚饭。当他赶到赴约地点时，却发现还有一位律师也在场。结果，邓刚落座就被告知，之前认购的这款产品可能存在问题，不过还没有得到证实，毕竟产品要在2013年1月18日才到期。
事实上，记者看到，在2012年11月25日，通商国银向上海众多投资者发售的中鼎财富系列第一期产品到期，因为无法兑付本金和收益，引发数十名投资者激烈的维权行为。随后在2012年11月底至12月初，该事件通过媒体集中报道而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焦点。
不过，邓成向记者称，直到赴约之前，他都没注意这一则新闻。“在席间，杨也向我大致介绍上海投资者遭受损失的消息。他安慰说，首先我购买的产品还没到期，未必就会发生问题;其次这款产品与上海投资者的产品投向不同，另外已经委托律师查证过，这款产品投向的4S店依然正常运转，只是通商国银没有人接电话。”邓回忆说。
听完介绍，邓开始预感到风险的存在，于是他要求杨文武务必帮忙追回本金，杨表示会努力协助将投资的资金要回来。紧接着，邓成匆忙赶回家上网查阅相关新闻，才发现通商国银的实际控制人魏辰阳因涉嫌诈骗已经被捕。并且奥鑫汽车也向媒体称，并没有收到来自通商国银的资金。直到此刻，邓开始认识到遭遇问题的严重性。
“当初买产品的时候，我曾考虑过即使是项目投资亏损，毕竟还有实体的资产存在，风险不会很大，却根本没想到这是个骗局。”邓向记者回忆说。在2013年1月7日，邓成在杨的陪同下，以通商国银涉嫌诈骗为由到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报案并获受理。
随后，他还通过多种渠道打听到，这款产品除了上海的投资者和他外，分别在天津、广州、成都以及北京的投资者也有认购。不过，其中天津、北京的投资者是属于通商国银直销而非在银行购买。
“因为产品还没有到期，所以报案后我们也没采取其他措施。”邓说。3月28日，记者联系上杨文武欲就上述事情经过进行求证，但他表示不接受任何采访，便匆匆挂掉电话。
从银行到担保公司：踢皮球之旅
张洁兰是邓成讨债路上的第二个关键人物。
事实上，煎熬中等待的邓成很快听到好消息，1月下旬，在某股份制银行的协调之下，中发担保与上海的投资者签订转让协议，履行支付投资者本金的责任。于是1月28日，他与天津的一位投资者相约再次飞赴北京，并与北京的投资者一起找到中发投资担保讨个说法。“都是同系列的产品，既然上海投资者的本金获得赔付，就应该也向我们赔付。”邓解释说。
然而，当他们来到这家担保公司时，却被告知负责人已经出差。后来几经辗转联系并在中发担保“静坐”数日后，终于在2月初，他们才见到中发投资担保的代表张洁兰。
接下来与张的协商，却令他大跌眼镜。经过一番沟通后，中发担保同意收购天津、北京投资者的股权份额，归还其投资本金。3月28日，记者从其中一位投资者处证实这一说法，“签完协议后，已经得到部分本金偿还，但剩余的还没有落实。等到4月初再看看。”该投资者向记者说。
但是担保公司却拒绝收购邓成所持份额，理由是他从银行的员工处介绍购买，要想拿回本金仍需要找银行解决，并且列举其他两家银行的解决案例。记者从当时沟通会的一份录音中证实了这一说法。“只要找银行肯定能解决，他们也怕声誉风险。”中发担保的人士向邓保证。
其实，邓成当时心里也有过权衡：即使与担保公司签协议，但对它能否按时履约仍然心存疑虑。“签了转让协议又不履行，到时我可能连找银行解决的机会都没有。”他说，于是便同意中发投资担保提出的“找银行解决”建议。为了稳妥起见，他还要求担保公司签定另外一份协议。
记者在这份协议中看到，双方约定由中发投资担保的代表张洁兰先支付邓部分资金，作为协助其向银行讨回投资本金的保证金。如追讨未果，这笔资金就作为中发投资担保支付邓的第一笔欠款。
并且在2013年2月28日前，中发投资担保需支付第二笔欠款，金额为合同价款的30%；其余的欠款，中发投资担保需在3月28日之前全部还清。同时，张洁兰、杨小峰两人还以个人名下全部财产对该事进行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除此之外，邓还要求张洁兰与其一同前往深圳找银行协商。“就是希望她以前与其他银行的沟通经验能派上用场，帮助顺利拿回本金。”邓向记者说。
回到深圳后，双方立刻找到银行协商，但得到的答复是，需要做内部调查才能给出解决的结果。同时邓还向深圳银监局投诉这一事件，但目前结果还没出来。直到2月底，邓某才得到银行的口头答复，这件事属于杨的个人行为，建议其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接着他很快获悉，杨文武已经被银行免职。
该银行向记者证实了上述经过，“该投资者在向通商国银、中发投资担保等多方追偿无果后，才向我行投诉。投资的损失应该依法向通商国银、中发投资担保等主张权利，并依据事实通过法律途径理性解决问题。
得到失望的答复后，3月13日，邓成再次飞赴北京找到中发投资担保，但是却被告知担保公司无法支付其投资本金，虽然双方之前曾签定协议。
3月26日，记者来到中发投资担保的办公室，欲就上述事情进行求证，但是却看到大门紧闭，并无人上班。“自从上次找过他们之后，现在每天几乎都是大门紧闭。”邓某无奈地说。
记者也曾多次致电张洁兰求证上述细节，但均无法联系上。3月29日，记者终于联系上中发担保一位人士，但他表示具体事情是由其他人负责操作，自己并不清楚，需要联系张后才能回答。但截至发稿时，记者也未收到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