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湖北省宣恩县珠山镇天井堡小学，赵国清正在指导学生汪文强做作业。一师一生，这所小学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汪文强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两三里地的路，7岁男孩经常自己走。
课间休息，赵国清为汪文强做了午餐，学校里，他除了是数学和语文老师，还兼任校长和伙夫。
汪文强跟2个孩子在藤椅上玩耍。学校还有4个学前班孩子，是家长托赵国清照看的。
一位老师，和他唯一的学生，是天井堡小学的全部。
这所武陵山区的学校，藏在湖北恩施珠山镇一个半山腰里，1000平米的校园荒草丛生，一条脖系铃铛的矮脚黄狗时常闯进两个人的课堂。
赵国清是天井堡小学唯一的老师，也是“校长”兼“伙夫”。
“普九”的时候，天井堡小学一度要换个名字，最后研究出4个字：育才小学。
繁盛时，也有几百个孩子在这里上课。打工潮兴起、撤点并校，山里人涌入城市……一切都在变化，到现在，这座小学已无才可育。
赵国清的一生正在经历农村教育不可逆转的变革：2012年一份教育研究报告显示，2010-2012年间，在中国平均每天就有63所农村小学消亡。
赵国清成为留守者，寂静对他而言已成了习惯。他的坚守，让这所只有一个学生的小学有了存在下去的理由。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湖北恩施报道
【人物简介】
赵国清
59岁，湖北省宣恩县珠山镇天井堡小学校长，兼任语文、数学老师，伙夫。从教39年，如今，他的学校里，只有7岁男孩汪文强一名学生。
65和1
8:40，到校。
听到雨鞋磕碰地面发出的“嗒嗒”声，赵国清知道，学生汪文强到了。
4月的早晨，山里的雾还未散去，屋里寒气逼人，赵国清打开了小电暖炉，微光初亮。
一所学校，一位老师，一名学生，一间教室。
这里甚至算不上一间严格意义上的教室。
村里筹了款正在整修原来的教室，课堂临时搬进学校对面的村委会办公室。
摞起的办公桌椅堆满了半个空间，另一半，黑板架在办公桌上，裸露出大片白色，摆放歪斜的课桌后是电磁炉和碗筷，显得凌乱。
因为记者的到来，赵国清好不容易找到了人搭把手，将角落里的一台55英寸交互式电视一体机挂在了墙壁上。
这是去年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送来的，还有1台电脑，1架钢质讲台，因为学校整修，始终没安装。
除了开关机，赵国清不能完全掌握这台机器的其他用途，他知道要插上配备的U盘，点击教学视频，但机器仍然发不出声。他希望有外面的年轻人来教教他。
汪文强的课桌在教室最后一排，红色桌椅。前边两排，是4个学前班小孩的位子。
他们都不算真正的小学生：家长把还没到学龄的孩子送到天井堡小学，委托赵国清帮忙照管。
教了39年书，赵国清亲眼看着山里的小学一天天凋敝，但他从没想过，有一天竟然只剩一个学生。
2000年，他从山脚的狮子关小学来这当校长，还有60多个学生，校园里满是孩子唧唧喳喳的声音，清脆得很。
彼时的中国，正经历一场“撤点并校”的浪潮：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
“浪潮”里的天井堡小学已不是完小，只保留了一到四年级。
2008年，30个学生;2012年，3个;2013年，1个。
如今的天井堡村辖区内，入学适龄儿童有66人，其中65个去了其他小学。现在，这所小学连二年级都没有了。
和国内千万个村庄一样，大山里的天井堡村也正在遭遇城市化浪潮的冲击：村里的青壮年为摆脱困顿，先行一步，挤入城市，把孩子们也带了去。
剩下的留守儿童里，稍微富裕的家庭，更愿意选择另外几所学校。“虽然远，但条件好，老师多。”赵国清无奈。
唯一的留守者是汪文强，一个7岁的男孩。“我们条件不好，去别处读不起。”父亲汪胜超说。
“我们俩”
9：00，第一节课。
赵国清扯了扯挂在农具上锈迹斑斑的铃铛，原本还在教室外和小狗嬉闹的汪文强，噌地起身，飞快跑进了教室。
安排好三四岁的“小同学”观看儿歌视频，赵国清在嘈杂声中开始对汪文强单独授课。
他的普通话有些蹩脚，声母“z”和“j”不能清晰区分，在教生字“专”时，发音更类似于“娟”。
一条矮脚黄狗不知怎么闯进课堂，脖子上铃铛的叮当声，混在一老一少的读书声里。
课堂更像一个私塾，并没有太多规矩可言;与其说是师生，赵国清与汪文强更像是一对祖孙。
2012年9月，汪文强第一次见赵国清时，还在爷爷的背篓里。
当年的第一堂课并不成功，倔强瘦小又被娇惯的男孩不肯和生人接触。
接下来的一年里，汪文强都要求爷爷坐在教室里陪着一起上课，不然就哭闹不止。
赵国清决定改变之前对待其他学生的策略：他开始陪汪文强一起踢球，给他削铅笔，出门前给他整理好衣服。
“温柔、极富耐心，难得有这样的老师。”村里人这样评价赵国清。
“我表现软弱些、细致些，是为了让他留下来。”赵国清说。
但有时师生也难免有摩擦，数学课就是例子。
写下49、56、87一串数字后，赵国清让汪文强到黑板前写下这些数字的读法。
“我不够高!”汪文强用方言喊了一声后，赵国清给他挪过来一只板凳，让他站上去写。
四九、五六、八七。
赵国清蹙起了眉毛，看起来像是压抑着火气：“咋个读滴嘛?中间的十咧?不见了?”
汪文强低着头，不言语。下课后，孩子的不愉快忘得一干二净，又挤到赵国清身边。
汪文强的课只有语文和数学，下课间隙，11点40分，赵国清当起了伙夫：把屋里的电磁炉和碗筷搬到教室外面，开始做饭。
大山里的岛
12:00，午休。
汪文强的午餐是赵国清准备的营养餐：胡萝卜炒肉，淋在一碗面条上。
赵国清清楚孩子的胃口，特意给他多盛了些胡萝卜片：“他不怎么爱吃肉。”
汪文强扒拉着面条，抬眼看着他前边三四岁的孩子们。
在赵国清眼里，比起之前的学生，汪文强更黏人，他经常向老师“揭发”学前班孩子的调皮行径，尽管他有时也是参与者。
“可能是没有同龄人陪伴，比较孤独吧。”赵国清叹气。
这孤独同样映射在赵国清自身。
因为不少媒体的来访，赵国清在珠山镇已经小有名气。住在学校旁的村长家给记者提供饭食，也请赵国清去作陪。
面对诸多陌生的成年人，饭桌上的赵国清有些局促，不怎么说话，也不太伸筷子吃菜。
几杯山里人自酿的包谷酒下肚，他才放松了些，黑脸泛红。
“我今年59岁，教了39年书，就快退休喽。”
珠山镇的驻村干部杨谊在他身后摇头，轻轻叹息：“年轻老师都不肯来山里，你还要教娃哦。”
没有年轻老师愿意来，这是天井堡小学面对的现实。
在宣恩县，像天井堡一样的“微小学”散布在大山里的各个角落，像一座座岛屿，与外界隔绝是常态。
天井堡附近的铁厂坡小学和茅坝塘小学，都是一个老师，6个学生;荆竹坪小学，5个学生。
杨谊想起几年前，年轻的老师到茅坝塘教书，笑着到来，哭着离开，他们忍受不了孤独。
还有支教的老师，宁愿每天来回坐几个小时的车下山吃住，但也只坚持了一年。
“一天除了学生，见不到一个人影，只能跟空气交流，咋不走。”杨谊说。
赵国清是少数坚持下来不走的人。他说他习惯了这里的宁静。
在“孤岛”活了一辈子，赵国清已经不擅长和学生、家长以外的人打交道，尽管他有时要履行校长的职责。
其实这种履职，更多也只是通过电话，教学点所属片区的校长在电话里对赵国清上传下达。
去年10月，赵国清去了狮子关小学，为了给汪文强办学籍，让自己的学校还能称之为学校。
在人来人往的办公室，这位只有一个学生的校长，像小学生一样斜挎着包，涨红了脸，他不知该找谁，也不知怎么开口。
未来
16:00，放学。
赵国清希望汪文强能在这读二年级，即便只有他一个学生。
如果汪文强离开了，赵国清将会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4个学前班的孩子，不确定是否留在这读小学。
“如果一个孩子都没剩下，校不成校，我就该退休了，年纪也大了。”赵国清说。
一天的课程结束，小学门口，赵国清和汪文强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各自走向回家的方向。
他回头看了看汪文强瘦瘦小小的背影，忍不住叹气：“假如我的孙女也在天井堡小学读书，我应该还是教得不错的。”
赵国清4岁的小孙女，就读于30公里外宣恩县城一所幼儿园。
一个月前，赵国清的老伴带着孙女离开大山，到幼儿园附近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方便孩子上学。
每月460元的租金，快占了赵国清工资的一半。
但这是赵国清儿子儿媳的决定。
孩子上学前，赵国清就提出过自己来教的想法，但遭到儿子儿媳的一致反对：“就你一个老师，教学质量怎么跟得上?别人孩子都去城里读书，读小学时赶不上怎么办?”
没有任何争论，赵国清同意了：“儿女有儿女的考虑。”
其实他心里不服气。
当了一辈子老师，没有资格教自己的孙女——赵国清人生里唯一的成就感，正在被时代的变化渐渐消解。
“世界变化太快了。”他感慨，“我就要跟不上了。”
但他仍旧想培养出好学生，新来的学前班孩子就是他的希望。其中一个女孩，反应迅速，记忆力也不错，生字教过几遍就都能认全。
“她就算以后离开天井堡，去别的学校肯定也不会差。”赵国清有这个自信。
下了场雨，下山的路有点湿滑，赵国清搭上了一班顺风车。
前排的司机探头看了看后视镜，叫出声来：“你怎么那么面熟，是上过电视的那个老师吗?”
后座的赵国清嘿嘿一笑，腼腆地点了点头。
车很快到赵国清的家门口。这次，他站在路边不愿离去，和司机聊了起来：“我希望我在这里一天，学校就存在一天。再有就是我不在，学校还要存在。”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