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文雄曾被视为自民党内的稳健派，国际社会因岸田内阁成立而对中日关系向好寄予厚望，但岸田政府的内外政策不仅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而且深受政治思潮、政党格局、派阀政治等因素影响，在对台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倒退性，甚至在外务省新设涉台职位。岸田政府的一系列倒行逆施为中日关系恢复健康发展与东亚秩序的稳定蒙上阴影。
岸田政府对台政策的新特征
岸田政府面对中国快速崛起、中美竞争加剧的国际形势，从政治、经济、国际制度、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强对台支援力度，在对台政策上表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日美“联合援台”趋势增强。虽然中美建交公报与中日建交公报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美国与台湾仍保持着军售关系。岸田政府成立后，在加强日台往来的同时，岸田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台湾问题上的关注，谋求日美“联合援台”的趋势增强。这既表现在安倍晋三、高市早苗等极右势力关于台湾问题的发言，更体现在日美外长会谈等政府高层对话时对台湾问题的关切。
二是日台经贸合作等级提升。岸田政府成立后，一方面提出经济安全保障概念，将半导体等战略物资的供给链、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量子技术视为经济安保的重要内容，在内阁官房设置经济安保法制准备室、召开经济安保阁僚会议，提高经济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另一方面，日本自民党与台湾民进党积极谋划召开第二次“外务·防卫2+2”会议。日台双方经贸合作提质增速，逐渐开展实质性合作，岸田文雄等政治家更是多次公开支持台湾加入CPTPP。日台经贸合作在岸田政府推动下，合作等级逐渐提高，为岸田政府在经济援台基础上进行政治、安保援台提供重要基础。
三是舆论支持力度加大。岸田政府对台湾的舆论支持，一方面体现为日本国内媒体、政府官员对涉台问题的持续关注与追踪报道，对西方国家国会议员访问台湾，个别国家同台湾“断交”均表现出极大关注度，提高日本国内民众对台湾问题的认知，积极引导国内舆论对“台独”势力的同情或支持；另一方面则利用西方国家的话语权优势，赞扬台湾的所谓“民主体制”，支持台湾加入部分国际组织，同时大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将中国在东海等地区常规军事训练视为“台湾有事”的征兆，在国际社会上积极声援台湾。
岸田政府对台新特征的根源
岸田政府在对台事务上采取倒退的政策措施，给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重大挑战，中国须予以应有重视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综合来看，岸田政府对台新特征的根源主要为以下三点：
第一，日本国内亲台势力上升。日本国内保守势力中始终存在较强的亲台情节，这在第49届众议院选举后表现得更加明显。此次众议院选举后，随着亲台的前首相安倍晋三成为最大派阀清和会领袖，安倍派的岸信夫、高市早苗等人在自民党内或内阁担任重要职位，增强了安倍晋三势力对岸田政府的影响。岸田政府为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呼应了日本国内的亲台势力诉求，被迫加强对涉台问题上的关注度，以此取得自民党党内亲台势力与日本亲台民众的支持。
第二，制衡中国崛起，延缓中国统一进程。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以来，日本政府始终以冷战思维看问题，担忧中国大陆实现两岸统一将增强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以及东海地区的优势地位，致使中日结构性矛盾有增无减，对中国的和平崛起采取制衡的措施。岸田政府继承了安倍政府、菅义伟政府的对华制衡政策，积极在台湾问题上“搞小动作”，希望以此分散中国的注意力、迟滞中国统一进程。同时，鉴于台湾问题在中美竞争中重要性的提高，岸田政府在涉台问题上不断加码也有确保日美联盟合作稳固、增强日美联盟合作最大公约数的考量。
第三、确保日本海洋能源航线的稳定。日本能源资源相对匮乏，石油、铁矿石等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其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实现，而台湾地处东海与南海交汇处，是日本从中东、东南亚、大洋洲等地区进口能源资源的重要通道，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维护海洋能源航线的稳定、畅通是日本政府海洋政策的重要目标。随着中国大陆在对台事务的经营与中国海洋力量的崛起，两岸统一的时与势向中国大陆一边转移的进程加快，岸田政府担心如果中国大陆继续增强在台湾的存在感与影响力，将危及日本能源资源安全。为此，岸田政府加强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力度，以此延缓两岸统一进程。
岸田政府的对台政策对中日关系、东亚秩序的稳定构成较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统一大业的顺利推进与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均构成一定障碍。但岸田政府的对台政策也存在诸多限制性条件，岸田政府积极推进的“新资本主义”构想能否有效开展、能否顺利实现均受到中日经贸合作的影响。这必将对岸田政府的对台政策形成较强的威慑效应。（责任编辑：王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