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提出的“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创收挂钩”，引发广泛热议，相关话题冲上热搜。他明确表示，医务人员的价值不该靠创收体现，一旦挂钩，可能扭曲医疗行为、滋生过度医疗，损害患者利益。
医疗行业的公益属性，决定其核心使命是治病救人、守护健康，而非逐利创收。这既是医学职业的价值底色，也是国家医改的重要遵循。早在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发文明确要求，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严禁设定创收指标，为薪酬改革划定清晰红线。
反观现实，部分医疗机构仍将医生薪酬与开单量、手术量等创收指标绑定，导致诊疗行为偏离专业轨道：可做可不做的检查成“必选项”，可开可不开的药品变“常规项”，过度医疗从个别现象演变为机制性民生隐患，既加重患者负担，更侵蚀医疗行业公信力。
破解这一困境，关键在于让薪酬回归价值本位，摒弃单一创收导向。朱同玉委员提出的“多劳多得、优劳优得、高技术高得、高风险高得”，精准契合医疗行业特点。医疗服务承载专业积累、生死守护与风险担当，其价值无法用简单经济指标衡量。福建三明医改的实践早已印证，打破薪酬与创收挂钩桎梏，实行院长和医生年薪制，让收入与服务质量、诊疗水平挂钩，不仅让医务人员平均年薪增长，更让医疗回归公益，实现医患双赢。唯有让薪酬分配向临床一线、高危岗位、高技术含量和优质服务倾斜，才能让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得到科学公允的体现，让他们卸下创收包袱，重拾职业尊严。
公立医院需要合理的运营收益维持发展、保障服务，但这份收益必须源于规范的诊疗服务、合理的收费标准。事实上，患者对医疗费用的关注，本质是对费用合理性、诊疗必要性的关切，若掺杂利益考量，即便费用不高，也会引发质疑，加剧医患矛盾。
推动医务人员薪酬与创收脱钩，并非简单的“减负”，而是一项系统工程，考验着制度设计的智慧与温度。这就要求强化公共财政投入，落实“两个允许”政策，合理确定公立医院薪酬水平与人员支出占比，让医院无需“创收”求生存、医生无需“开单”谋收入；建立科学评价体系，以专业能力、诊疗水平、服务质量、患者满意度为核心考核指标，让“优劳优得”有章可循；完善监管机制，规范医疗行为，杜绝变相利益考核，确保改革落地见效。同时，在全社会营造尊医敬医氛围，尊重医者劳动价值，确保医者安心行医、暖心从医。
让医务人员从创收枷锁中解脱，轻装上阵，深耕医术，践行仁心，是医疗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亿万群众的共同期盼。坚守医疗公益属性，让薪酬回归价值本源，让医疗重“医”、医者为“仁”，方能构建起更加和谐的医患关系，为建设健康中国汇聚磅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