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和女孩父亲田先生发生口角争执，继而发生肢体冲突，田先生和3名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受伤。在这一事件中，“肇事”的并非城管，而是什刹海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这提醒我们:只要城市还需要管理，只要执法者和被执法对象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那么，即使取消了城管，冲突仍会发生。
7月22日，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杨小军教授做客人民网时指出，城镇化是未来发展方向，各种问题将集中在城市，城市管理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城管职能不会弱化消失，反而会强化。
未来之路
取消城管，至少目前看不现实。但恶性事件频发提醒我们:城管，不改不行了。
不揣冒昧，笔者也提供一些改革的方向:
第一，让城管执法有充分的依据。
当前发生的城管暴力冲突，起因多是暂扣小贩的物品。暂扣到底合不合法?如果对方不同意甚至用暴力抗拒，城管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必须有清晰的答案，因为这是执法的基本前提。遗憾的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城市综合管理法规，这些执法基本问题竟无定论。
城管执法，须有完整、合理的法律体系的支撑。立法部门应及时制定相关的法律，对城管执法权限、执法手段、相对人救济途径等事关公民权益的重大问题作出规定。
其中，最值得考量的问题:既然扣押物品权力和人身强制权事实上不可分离，立法者就必须在下列两种方案中择其一:赋予城管部门人身强制权;收回扣押物品的权力。从目前矛盾激化的现实看，后一种方案更可取;从长远看，“没有了牙齿”执法能否有力、有效，也不无疑问。然而，“一旦给了城管人身强制权，它会不会成了‘第二警察’?”这是公众更大的担心。如何抉择，考验立法者智慧。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无论是否被赋予人身强制权，暴力都不是城管执法的正当手段。不使用暴力不让流血事件发生，是城管执法不能再退的底线。
第二，让“临时工”走开。
城管出事，“临时工”每每成为“替罪羊”。“临时工”也代表执法机关，企图以“临时工”逃避责任，注定不能得逞。这里更值得思考的是:“临时工”执法是否应继续下去?
尽管国务院文件再三明确规定“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公务员”，“要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采取考试、考核等办法从有关部门和社会符合条件的人员中择优录用”，但除了北京等少数城市，多数地方都未按照这一规定办理。处在城管执法第一线的人员，基本不是公务员编制。城管执法事关公民重大权益，而“临时工”在执法资格、执法能力以及法律意识等多方面的欠缺，都注定了这些人执法结果的不美妙。
南京市玄武区城管执法大队队员赵阳曾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否认城管“刻意招聘有劣迹的人”的传言，但他也承认，“由于管理混乱，有劣迹的人确实容易混入。在领导的传统观念里，‘有魄力’、‘敢打敢杀’的人更加适合当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效率更高。”有关部门应把好“入口关”，防止有劣迹的人进入城管执法队伍。
从现实看，让“临时工”以及有劣迹的人走开，从执法主体上保证执法的纯洁性，极其必要。
第三，财政保证城管经费，杜绝城管吃“杂粮”。
各地城管队伍发展迅速，多数地方经费采取差额拨款，不足部分通过罚款解决的方式。一旦机构运转、人员福利都和罚款多少挂钩，执法者也就有了罚款的冲动。当务之急是彻底斩断利益链。没有了创收的任务和压力，城管执法会规范许多。
对一些地方财政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不小的压力，但这件事能否落实，事关公民权益和社会和谐，再困难也别无选择。
最后，城市管理的目的，尤其需要管理者反思。前几天，《湖南日报》报道了80后城管李特事迹:在长沙市望城区，瓜农摆摊占道，多次引发交通事故，上级要求取缔，瓜农不肯走。怎么办?李特多次与领导沟通，决定由政府出资，帮瓜农搭棚卖瓜，“叔伯们，进棚里卖瓜吧!”
当向善的力量来自制度，而不是来自个人素质，李特这样的好城管将不再可遇不可求。到那时，摊贩和城管的关系，也将不再是水和火，而是水和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