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两个决定，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设立国家公祭日，我们的民族并未走在前列。为铭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惨剧，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许多国家早已将1月27日定为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联合国于2005年将这一天确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真实的历史、现实的国际环境，都要求我们必须有一个所有炎黄子孙能够共同祭奠的日子。
如今，我们迎来中华民族的第一个由国家层面通过法律程序确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国家公祭日，在这两个沉痛、悲愤且充满昂扬斗志的日子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面对那段滴血的历史，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可以祭奠，怎么祭奠?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政府、团体或某些爱国人士的思考，更是每一个中国人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的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全国唯一的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馆藏文物以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各种历史文献和相关实物为主，同时也收藏日本自1874年以来侵略和占领台湾的各类文物，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历史侧面。截至目前，馆藏各类文物达两万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达百余件(套)。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中国南京市人民政府为铭记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而筹建，位于中国南京城西江东门茶亭东街原日军大屠杀遗址之一的万人坑。这是一处以史料、文物、建筑、雕塑、影视等综合手法，全面展示“南京大屠杀”特大惨案的专史陈列馆。
场馆设置遗骨陈列室，这里陈列着该馆1985年建馆时，从纪念馆所在地的江东门“万人坑”中挖出的部分遇难者遗骨。1998年4月以后，又从该馆所在地的江东门“万人坑”内新发掘出208具遇难者遗骨(表层土层中)，这批万人坑遗骨经过法医学、医学、考古学、历史学者的严格鉴定，被确认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骨，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铁证。
政府筹建的纪念馆有很多，以上只是其中公认最具代表性者。民间还有爱国人士自筹资金建立的纪念馆。据媒体报道，辽宁省丹东市一些民间人士已自发筹集资金，建造一座甲午海战博物馆，与此同时，一艘耗资3700万的以1：1比例模型复原的“致远舰”模型，作为该博物馆的一部分将在今年9月17日正式竣工下水。
看上去，我们官方的、民间的对抗日战争纪念的场所不胜枚举，这是存储和纪念那段历史的必要。无人去思考花这笔钱是否值得，因为毋需怀疑，肯定值得。但是否还应有其他形式呢?对于民族曾经苦难的祭奠，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
一位老教师的“抗日战争中国平民死难者名单”
任士淦，是山东枣庄的一名退休教师，年近耄耋，退休后至今靠一辆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自费搜集侵华日军罪行史料，迄今已有18年。
18年间，任士淦踏遍鲁南苏北1000余个村庄，走访了几千名抗日战争知情人士，手写整理了近百万字的笔记，其中有不少还是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的铁证。
任士淦曾在山东枣庄滕州市官桥镇任教45年，执教期间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次尴尬经历，激发了他致力于搜集抗日战争史料的冲动。“我那时从当地镇志上翻阅了发生在滕州的日军侵华史料，其中有位被害战士是班里一名学生的祖辈，可是讲完后，人家家长来找我说，他们祖辈没有参与抗日战争。”就是这件事，让任士淦内心一直不能平静。退休之后，已经62岁的他毅然踏上了亲自搜寻抗日战争史料的艰辛之旅。
为了真实了解任士淦老人是如何收集这些史料的，记者曾和老人一起踏上了寻访之路。
春节刚过，鲁南地区大雪覆地，寒风拍到脸上扎得生疼。路上，老人和我聊起来：“选择以骑行的方式了解鲁南、苏北地区的抗日史，是因为退休金有限，不可能有专车和专用司机来服务，一个村一个村地去寻访经历过那场战争的老人乘车也不方便。有时候我寻访完一个老人离开，再去下一个地方，当返程路过再去探望那些老人的时候有的就过世了，我在和带走这些老人的死神赛跑，因为亲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每天都在减少。”
我们赶到临沂市的一个小山村，找到一名年逾90岁的老奶奶，谈起被侵华日军残害的亲人，老泪纵横。
“我那时候才十来岁儿，说鬼子(侵华日军)来了，都往山上跑，跑不及的就藏起来。我就和我嫂子躲到地窖里，上面盖了个桌子。我爹觉得不能和儿媳妇一起挤在地窖里，等我们藏好他就往外跑。鬼子来了以后就把地窖上的桌子踢开了，发现里面有人，拿着炸弹在上面比划，让我们出去。我就想出去也是死，在里面也是死，还不如不出去。我嫂子害怕，就爬上去了，他们以为里面就我嫂子一个人也没再威胁我。结果我嫂子被他们祸害(轮奸)以后在小肚子上用刺刀捅了个大口子又扔到地窖里，他们就走了，刀口咕噜咕噜往外淌血，我嫂子让我坐在她肚子上给她压住伤口，过了一会儿我嫂子浑身抽搐，疼得往嘴里抓了三把土就咽气了。等听到外面有人哭啊、喊的时候我就知道鬼子走了，爬上来以后在大路边上看见我爹也死了，鼻子、嘴里都是血。我就恨呐，恨有什么办法呢?我没事儿就骂‘小日本儿’，我咒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70年过去了，老人讲述这段悲惨经历的时候一直在流泪，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宽慰。这些也只是老人讲的一个小片段，老人清晰记得当时村里死了多少人，都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什么名字也能说出是谁家的什么人，怎么死的，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也许老人的记忆只是当时的一部分，但老人讲述的每一个死难者都特别清楚。
任士淦老人记录下老人的话，给老人拍张照片，再开始下一段寻访。
我们所要纪念的那段历史，缺少这些真实、鲜活而细致的情节，缺少一份像这样具体的名单。纪念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像这样的史料我们也是欠缺的。我们需要那些死难者的名单，准确而细致的名单，每一个名字背后还有一个真实而具体的故事，人是怎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子。这些史料整理出来更容易保存，也更容易还原那些事实，我们在祭奠那段屈辱而悲惨的经历、那些死难的无辜同胞时也更加真实和直观。也只有收集、整理好这些史料，那段历史才能更加真实而全面地展现和传承。
然而，这些工作仅仅靠一名八旬的老教师是无法完成的。任士淦老人给我们提了个醒、开了头。还需要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爱国人士积极地把人力、物力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这项工作已经迫在眉睫，因为我们“要和带走这些老人的死神赛跑，因为亲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每天都在减少”。
民族的伤痛也需要记忆和传承，任何场馆都有可能因为自然等原因而坍塌，而这些真实的史料永远不会坍塌，永远都能传承。我们也只有深刻记忆这些历史才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仅祈盼和平，更需要构筑和平。只有我们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有我们民族的强大和团结、只有我们狠狠地痛击一切各种形式的侵略者，才能避免再次的苦难和屈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