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两起学术不端事件及其处理结果，成为主流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热议焦点。先是中国人民大学发布通报，认定蒋某某的硕士学位论文构成学术不端，撤销其硕士学位。两天后，西北大学公布调查结论，认定贾某某构成学术不端，其硕士学位、副教授职称和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均遭撤销，聘用关系解除，相关环节的责任人也一并被追责。因两起事件的当事人均为知名公众人物，处理结果分量之重、影响之大，已远远超出了高校学术圈。
回顾事件的发展脉络，中国人民大学依据举报线索的变化两次启动调查，最终认定构成学术不端，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勇气。西北大学方面从成立调查工作专班，再到公布处理结果，历时数月，程序完整，尺度从严。两所高校都在争议声中给了全社会负责任的交代，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学术规范的严肃性。这种不护短、不回避的姿态，本身就是对大学声誉最好的维护，理应获得掌声。
毋庸讳言，公共舆论对两起涉及学术不端事件的关注，或多或少夹杂着对当事人特殊家世或成长背景的某种关注，这一点无须回避，但也不必放大。与大众情绪所承载的道德批判相比，更为重要的追问是，优质的高等教育和学术资源在分配和授予环节，如何真正确保公平公正、规范严谨？从两起事件的曝光过程看，一个缘于知名学者长达一年的实名举报，另一个则借助了网络博主逐字逐句的技术比对，社会监督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同时应当看到，遏制学术不端行为不能仅仅依赖于举报等外部力量，更应仰仗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自我防范、发现和纠错，如此才能捍卫学术评价体系的公信力。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以更加严格、刚性的学术监督机制，构筑起阻击学术不端行为的常态化防线。
其一是事前防范，让学术不端行为更难发生、更易暴露。具体而言，学位论文的开题、评审与答辩环节应当强化实质审查，不能将查重率当作唯一的合规凭据。蒋某某论文的九处重合全部指向境外期刊却长期未被发现，凸显了现有查重系统的不足，未来有必要强化技术手段，使数据库的比对面覆盖更多语种的学术出版物，进而提升境外文献和跨语种抄袭的识别能力。另外，导师的把关责任也不能止于签字，从入口开始，录取与培养环节的每一个步骤，都应当留下经得起审视的原始记录。通过指导过程留痕、评审意见公开、答辩记录可查等制度安排，才能让把关责任真正落地。
其二是事后纠偏，让追责更加规范、更可预期。目前，学位法等法律法规已经为认定、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从调查程序的启动标准、时限约束，到专家评议的中立性保障、当事人陈述申辩的程序权利，再到撤销学位与撤销职称、教师资格之间的衔接，直至对审核环节失职者的倒查机制等，现行规则仍有不小的完善空间。比如，调查有必要设定明确的时限，因为久拖不决极易引发社会的疑虑和误解，公众很可能在漫长的等待中逐渐耗尽期许与信任。再比如，西北大学此次对相关责任人一并追责开了一个好头，这类做法也应当固化为普遍规则。此外，学术诚信记录还应当与职称评聘、课题申报等环节贯通，让学术失信的成本更加清晰，也更具震慑力。
学术诚信是学术共同体的生命线，也是必须高度重视的法治命题。严肃处理个案可以平息一时的舆情，但更重要的是修复制度的缝隙。唯有刚性的、可预期的规则，才能让名人光环不再遮蔽行为的失范，让学术尊严不必过度依赖举报等外部监督。就此而言，只有当完善的制度光芒照进高校学术圈的每一个角落，学术园地才不会长满“侥幸的杂草”。以两纸通报为契机，从个案追究走向常态机制，才能最终织密杜绝学术不端的制度防线。而这，也正是此次学术不端风波所留下的深刻启示和价值。
